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党组织处于领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基层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动员团结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展示了党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彰显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行动优势。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正在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价值重塑：党建引领下的治理理念革新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政治价值整合重塑乡村治理逻辑。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确立了治理体系的“元规则”，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转化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构建起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准则。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动员与政策解释，将国家意志与乡土文化有机衔接，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行动共识”的价值整合机制。党建引领突破了工具理性主导的治理思维，将“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等政治价值嵌入治理过程，实现了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这种价值整合功能使乡村治理从“技术治理”转向“价值治理”，为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理念支撑。

基层党组织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重构乡村治理价值体系。浙江省安吉县余村通过建立“党员联户”制度，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村规民约，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理念在基层治理中落地生根。

方法创新：组织与技术的多向嵌入

党的领导通过组织网络与制度体系的耦合作用，形成独特的治理方式创新。在组织层面，基层党组织以“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架构重构治理空间，通过“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三级联动机制，实现组织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在制度层面，构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双重规则约束，既通过民主集中制保障决策科学性，又借助“四议两公开”等程序制度确保治理的合法性。在激励层面，将党建考核与干部选拔机制相衔接，治理绩效与组织权威相关联，构建起“目标设定―过程控制―结果反馈”的闭环管理系统。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建立“党建+大数据”平台，实现治理信息全要素整合，推动治理系统的“精准化―透明化―智能化”。

江苏省徐州市推行“党建+网格化+数字化”管理模式，通过搭建智慧党建平台，将党员管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等事项全部纳入数字化系统，实现治理效能的提档提升。这种技术赋能不是简单的工具叠加，而是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结构再造：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构建

党建引领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与主体关系，形成多方参与共治格局。党组织作为“政治核心”发挥统揽全局作用，通过政治动员、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破解多方主体“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社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等治理主体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功能互补：政府承担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矛盾调解，村民通过议事协商平台实现自主治理。数字技术的引入催生“虚拟—现实”双重治理空间，党组织通过数据赋能提升治理精准性，形成“线上协商—线下落实”的立体化协同机制。这种格局既保障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激活了多方参与共治活力。

广东省佛山市探索出“1+3+N”协同治理模式，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协同配合，N个群众组织广泛参与的立体化治理网络。这种结构创新有效解决了治理资源碎片化问题，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生态。

效能跃升：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成效

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多维治理效能。在政治维度，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了基层政权合法性与政策执行力，有效防范了治理“空心化”风险。在经济维度，党组织统筹资源配置的能力助推产业融合，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集体经济培育等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在社会维度，党建引领下的矛盾调解机制与文化重塑工程，促进了乡风文明与社会和谐。在生态维度，党组织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发展规划，推动绿色发展从政策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系统性治理效果的实现，标志着乡村社会从“传统管控”向“现代善治”的范式转型。

福建省晋江市探索“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模式，通过建立68个产业党支部，带动形成纺织服装、鞋业制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实践证明，党建引领能够有效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活力。

党建引领引发基层治理发生三个重大转向，即从“行政管控”转向“服务导向”，从“单一权威”转向“共识构建”，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治理”。这种转向本质上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实践回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探索。这种治理模式既传承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红色基因，又创新出数字化治理、协同化共治等现代治理方式。随着实践的推进，党建引领必将释放出更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责编：陈超　签发：王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