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指明了根本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更加健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改革进程中，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既是治理理念的调适，更是制度实践的突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活力。

价值逻辑：权力运行民主化理念的迭代

传统治理模式通过党组织的集中决策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在快速城市化初期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新时代的价值调适则通过协商民主机制，将治理效能建立在更广泛的民意认同基础之上。这种调适并非对传统模式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完善治国方略”的理论品格。新时代协商民主的理论意涵，在于“权力运行”民主化结构的双重迭代：一是程序民主化维度，以“四权下放”（“四权”是指议题设定权、方案审议权、过程监督权、效果评价权）构建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将群众从治理对象升格为治理主体；二是实质民主化维度，通过议题共商、过程共监、效果共评的实践闭环。这一转型的深层动因，源自党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践行。通过议题设定权的下沉，基层党组织从“命题者”转变为“解题者”，推动协商议题从“政策执行导向”转向“民生需求导向”；通过方案审议权的开放，决策过程从“封闭式论证”转向“开放式博弈”，在多元利益调适中锤炼公共理性；通过过程监督权的赋予，治理透明度从“结果公示”升级为“全程可视”，倒逼行政权力规范运行；通过效果评价权的回归，绩效评估标准从“上级满意”转变为“群众认可”，重塑治理的价值坐标。这种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不仅破解了传统治理中“政府干、群众看”的难题，更在制度层面实现了“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的调适，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实践注脚。

组织逻辑：协同共治网络化体系的重塑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组织逻辑革新，反映了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方法论突破。传统科层制治理中，党组织的“单向主导”模式虽能保证决策效率，却难以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挑战。新时代“网状协同”体系的构建，标志着党组织功能定位从“事务主导者”向“体系建构者”的战略转型。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组织形态创新，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多方共治中实现“党建引领”与“社会活力”的辩证统一。党组织作为政治枢纽，通过“一核多元”的网络化再造，将行政机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异质性主体编织为治理共同体。这种重构包含三重理论突破：其一，在关系属性上，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通过协商民主搭建各方平等对话、共同解决问题的平台；其二，在空间分布上，从“垂直层级”转向“多中心网格”，形成覆盖商务楼宇、老旧社区、产业园区等差异化空间的治理节点；其三，在互动逻辑上，从“简单配合”转向“深度合作”，通过资源互通、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机制设计，激发多元主体的协同效能。党组织通过组织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将政治领导力嵌入城市治理的毛细血管，既避免了西方治理理论中“去中心化”导致的权威碎片化危机，又超越了传统治理中“刚性管控”引发的社会活力抑制。

技术逻辑：治理模式数字化转型的跃迁

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正在重塑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态。从“经验治理”到“数据治理”的跨越，不仅是工具理性的升级，更是治理范式的革命性变革。这一进程包含三个递进层次：技术赋能、流程再造与价值升华。在技术赋能层面，区块链构建不可篡改的“信任链”，人工智能形成精准感知的“需求链”，大数据生成科学决策的“证据链”，三者共同构成数字治理的底层架构；在流程再造层面，云端协商平台突破时空限制，智能匹配算法优化参与结构，可视化系统增强过程透明，推动协商民主从“物理在场”向“数字孪生”演进；在价值升华层面，数字技术通过量化分析揭示治理规律，通过痕迹管理强化责任追溯，通过虚拟实践培育公共理性，最终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度融合。这种技术逻辑的演进，不仅解决了传统协商中“参与低效”“信息不对称”“执行乏力”等结构性难题，更重要的是，它重构了“人—技术—制度”的互动关系，使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成为拓展民主内涵、深化治理变革的创造性力量。

以三重逻辑书写人民城市新篇章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与城市治理规律的双重深化。价值逻辑的民主化迭代，突破了“代议式管理”的传统权力运行模式，通过“四权下放”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操盘手”；组织逻辑的网络化重构，破解了“行政主导”的路径依赖，以“一核多元”体系激活治理共同体的协同效应；技术逻辑的数字化跃迁，超越了“经验治理”的时空局限，用数据链、信任链、责任链重塑民主生态。这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既彰显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价值追求，又回答了“人民城市如何治”的时代命题。面向未来，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需在三个维度持续发力：一是深化“权力—权利”的良性互动，将制度赋权转化为治理效能；二是完善“秩序—活力”的动态平衡，以弹性治理适应城市的复杂性和流动性；三是推动“技术—人文”的深度融合，让数字治理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在城市治理中真正实现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城市治理体系根基。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天津市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智库项目“关于畅通基层议事协商渠道的调查研究”（TJSHGZWT24-04）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陈超　签发：王立国)